从《负建筑》思考地标性建筑

 

　　通常而言，地标性建筑应具有以下其一特征：

　　1、具有特殊功能，例如，具有特殊军事意义的目标或是一个战略性的要塞；

　　2、由国家或世界公认的著名建筑师设计；

　　3、在城市或区域特殊的地段、关键性的节点或比较有争议性、敏感性的地区；

　　4、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一些特定的历史性人物有关联，成为一种纪念性的标志性建筑；

　　5、与一些重大偶发事件有关联。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曾说“地标建筑的意义在于，它是可以与人们心灵共鸣、标注人们记忆中的建筑。”地标建筑作为城市中的建筑主角，除了外形具有视觉效果，建筑本身还应具有文化内涵并包括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同时，城市地标性建筑也应该具时代精神，城市地标建筑与普通建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地标应作为城市中的建筑主角。现代的地标更肩负着时代意义，一个城市的地标不在于它的高度，而在于能否在身处的环境中显示出独特的气质。那些由特定历史文化积淀而成了真正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因为其作为特定的文化精神的载体而存在。

　　对一座建筑来说，要成为城市标志，不仅仅是个视觉形象的问题。它更应能够提升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使城市居民产生了自豪感与归属感。同时，地标性建筑应该能够拉动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后期商业运营的发展，整合配置产业资源，聚集金融、电子、人流、信息等社会资源，在区域周边衍生出一系列的配套产业需求，可扩大消费，安置人员就业，从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体上促进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增长。长远而言，地标性建筑应能在人们长久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价值认同感，人、建筑与环境三者之间应该能够产生互动与激励，形成良性的强力循环，蕴育场所精神，产生依赖情感，最后催生地标的诞生。换句话说，真正支撑地标性建筑的是时代活力与其精神文化内涵，正是这种内涵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影响力，才真正形成了地标的知名度与凝聚力。因此，能否作为标志性建筑，本身并不在于建筑到底有多少高度、多大体积、多少投资这样简单的数字，而在于建筑在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效应。最新、最高、最现代并不能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标志，盲目追求效果，胡乱建造的“标志性建筑”，最终只能失去其真正的“标志功能”。

　　隈研吾在其《负建筑》中指出：“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住地更舒服，而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建筑物与人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的。一方面，建筑是人创造的，人对建筑物的兴建、维护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建筑的发展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对人和周围的环境进行着改造。人对于建筑物的决定作用是显性和具体的，但建筑物对人的影响却是隐蔽而深远的。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都是能动的东西，在不同建筑物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会产生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追求。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共同建筑文化不仅表现该民族的共同心理，也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　　时下，我国各大城市兴建地标性建筑的热潮如火如荼：这些庞然大物要么在建筑的高度和建筑规模上互相攀比，争当世界第一；要么造型奇特，用不合理的结构来获得“视觉冲击”。其结果是单纯使用高技术、昂贵材料，耗费几倍于合理建筑的能耗，动辄花费十几亿、几十亿的建筑成本。更重要的是其建筑效率低，隐患堪忧。建筑物最大的忌讳是大悬挑、高重心、偏斜扭转。而恰恰就是这些，在当今中国城市大行其道。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中国建筑界时下的精神状况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一个反映。他认为，中国的标志性建筑要做的，不应该纯粹追求高技术、新科技；更不应一味地争当第一；而应该依据当地当时的经济、技术、文化背景、现实需要来设计建筑。尤其是落后地区，那里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尖端的技术，而是最适宜的技术。另外，不管是设计师还是政府的策划者、决策者都应考虑到建筑的责任和精神。建筑应该以振兴社会为己任，它不是设计师为了获得自由创作快感的作品，更不是权贵彰显个人政绩的象征物。

　　从长城下的“竹屋”到上海中泰照明办公大楼，从蜿蜒巍峨的八达岭到拥挤繁华的大都市，隈研吾的建筑不断随着环境特征的变化而转变建筑形态。“建筑多少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而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破坏程度降到最小。”隈研吾如是说。而日本著名建筑师六角鬼丈则谈到，“针对不同的题目、不同的环境，我会想不同的办法来解决，回到设计的原点想问题会容易些，建筑师本来所要解决的就是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对于建筑物与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受到了越来越多建筑师的关注，但中国的现实现况是令人担忧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从1996年到2005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截至去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1.4亿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约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命题，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按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对抗的力量。孔子说“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食，此仁者之乐山者也。”孔子的这一席话，形象地概括了山川河流在地球生物圈中作为生命的介质和载体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运行的规律。

　　“建筑”的英文原意乃是“收容”，建筑的本源是收容人，让人安身立命。那么，处于天地间的建筑物应是地球生物圈这一有机整体中能与自然进行物质循环的一个组成系统，它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建筑大师赖特说，“建筑应生于土地，沐于阳光。”其作品流水山庄（FALLINGWATER）（如图），建于半山的溪涧之上，上有浓荫遮蔽，下有流水过户，建筑融于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反观时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大行其道的标志性建筑，突兀于大地之上，能耗大，污染重，浮躁、喧嚣、虚荣、奢侈，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使其早已远离了建筑的本质。相信，一个好的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富有美感，材料、技术新颖的建筑。一个好的建筑更需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方面去研究、规划、建设，那才是人类能获得安身、安心的幸福栖居之所。

　　隈研吾的《负建筑》是一本并不止于谈建筑的著作，而“建筑”本身也不仅仅是“建筑”。在当下全球越来越严重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之时，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早已伤痕累累，不堪重负。面对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一座座地标性建筑的建成，我们在惊叹和喝彩的同时，更希望能对地标建筑有些理性、务实的思考。